北京路高第街内有一小巷叫许地，里面住着名门望族的许氏家族。许家的发达，也是从无到有一步步走的。清初，许氏家族的第一代从粤东澄海迁来广州时，十分穷困。第二代的许拜庭不仅成了广州一大盐商，富甲一方，而且繁衍了一个对中国历史有重大影响的许氏望族。

乾隆二十五年(1760)前后，一位叫许永名（颖园）的30岁的潮汕汉子，不甘于乡间的寂寞。离开了广东汕头的沟南村（即汕头市沟南许地），来到了广州府，经营小本生意。

几年后，到了40岁上下的许永名手上有了一些积蓄。以一个壮年的血肉之躯，客居他乡，渐渐感到有些难耐的寂寞，遂萌起了在广州娶一门亲事的念头。

他将自己的心事对一位朋友说了，这个朋友很同情他的处境，托一个媒人为他介绍了一位姓黄人家的女儿。这位祖籍番禺的黄姓人家，主人名叫黄童贵，是一个穷儒。黄家排行第三的黄姑娘那一年才17岁。

乾隆三十六年(1771)，许永名与黄姑娘正式成亲，一切按照番禺当地的婚姻风俗办事。老夫少妻，婚后感情融洽。男主外，女主内，婚后第二年，黄姑娘生下长子许拜庭，后来又诞下两个儿子。十多年过去，许永名突然患病不治。永名死后，黄氏带着3个儿子回到永名的老家，以为有遗产可以养大孩儿。岂料到了沟南乡才知道永名原来在家乡已有发妻。黄氏不甘作妾，便拖着3个孩子回到广州。一家4口无依无靠，生活无着。好心的舅父带着年仅13岁的许拜庭，将他交托给姓董的盐商，到盐店当童工。由于他勤劳能干，成为得力的店员，老板便派他出海购盐。老父的早逝，寡母的含屈，这一切使许拜庭还在弱冠之年，便懂得如何精细、周到地照顾母亲与家庭。那种为含辛茹苦的母亲争一口气的决心，那种中国人总想要光耀门庭和出人头地的欲望，时时刻刻驱策、激励和支配着他。

一个机会让许拜庭脱颖而出。

一次，拜庭受店主指派，出海购盐，同行的有另两家盐商共三条货船。然而，在三条货船满载食盐，返回广州途中，一场暴风袭来。风暴之可怕令人肝胆俱裂，拜庭知道此时进也死退也死，他大声咆哮：“伙计们，别无生路了，只此一搏！”他激励众人，冒死航行，最后奇迹般地回到了广州。据史料记载，这场特大的风暴，令伶仃洋一带的商船民船损失惨重，溺毙人口近2万。

三条船有了三种不同的命运，一条沉没，一条迷失方向，只有许拜庭不惧风暴沉着指挥的那条船能乘风破浪，死命逃出飓风的虎口，奇迹一般抵达广州的码头。不但东家本人，就连周边的商家，特别是与他结伴同行的两条盐船所属的两家商号，都被深深震动了。一时之间，人人争说姓董的盐商命好、运好，雇了像许拜庭这样一个遇事沉着、有心计、有远见、且“福星高照”的伙计，直把姓董的盐商说得喜笑颜开。

大风甫定，广州市面百业顿显萧条，特别是食盐供应短缺，闹得人心惶惶。姓董的盐商几乎做着独家生意，获利甚巨，深为盐业界同行所羡慕和妒忌。因而，商家目光集中到名噪一时的许拜庭身上。除了他具有传奇色彩的“忠、勇、仁、义”外，他能“逢凶化吉”，还有“吉星高照”，因而带起主家生意兴隆的故事，撩拨着多少渴望发财致富、又难得人才的商家的心。于是，同业中一种秘密筹划在悄悄进行：有的大商号派人与许拜庭暗商，愿意给高工资雇用；有的则愿意斥资与他合伙开铺。

然而许拜庭面对种种诱惑不为所动，为报董盐商的栽培之恩，他始终忠心耿耿，“忠臣不事二主”。姓董的盐商也越发赏识他，并赠与许拜庭股份与之合作，继续经营盐业。后来，许拜庭终于独立出来，与弟弟许赓荣一起经营盐业，生意像滚雪球一般越做越大。

也是生逢其时，当时清朝政府为了打消盐商的疑虑，解决商销纳课困难，于是实行招商政策，给予盐商以种种优惠，使盐业的生产和销引完课带来了巨大的转机。当时的盐课收入，成为除了田赋之外每年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成为清政府重要的财政支柱之一。而每年交纳盐课“正供”的盐商们，则属于与朝廷有着密切关系的、享有特权的商人集团。他们获得经营销售食盐的专利权，赚取高额的利润。不少盐商积累的资金往往数十万两以至数百万两之多，形成巨大的商业资本。

许拜庭就是在清朝政府这种一切为盐业生产、销售开路的政治大气候、大环境之下，得以迅速地崛起于广州盐业界，并成为其中佼佼者的。

时来运转，许拜庭娶了番禺同邑梁伯容的女儿为妻，日后还陆续纳了江氏、陈氏、廖氏、区氏、李氏、侯氏等六个侧室。前后共生下儿子11人，女儿8人。

不过，许拜庭的眼光并不仅仅囿于商业上，陶醉于一时一地的成功，他似乎比周围的人都更深谋远虑，看得更远，想得也更多。这也正是他有胆有识，高人一着的地方。

嘉庆十五年(1810)，已经成为广州府盐业巨贾的许拜庭，得到一次重要的效力朝廷的机会。

嘉庆初年，广东海洋面海盗出没为患。到了嘉庆十四年，从福建和广东等海疆，不断传来海盗劫掠商船，致许多地方粮油断市的消息。

面对日益危困的局面，嘉庆帝企图采用官民结合的方式，镇压广东沿岸海盗，但也需要开销一笔巨额经费，便想到让富商们捐款。

此时的许拜庭，属于从清朝政府获得既得利益的商人阶层。在食盐专卖、签商认引的制度下，盐商享有引岸销盐的特权，可以直接谋取巨额的利润，因而显得特别豪富。在许拜庭眼中，以清帝为主宰的国家的利益，与自己家庭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在盐商的报效朝廷的热潮中，许拜庭热情积极地参与了捐输报效活动。

朝廷关于就地组织民间力量参与剿捕海盗的动员，对许拜庭有一种特别的激励。他不甘居人之后，极其热心地自己招募并组织庞大的剿盗队伍，这年才38岁的许拜庭，来到制府，向总督百龄慷慨激昂地表述他对于为患乡间的海盗的愤慨之情，同时，并详细地陈述了自己参与剿捕的计划。原来，这时他已经招募到红单船数十艘，水勇数千，每月散千金，自为部署，并准备亲率水勇出大洋剿捕立功。百龄对他的行为部署欣赏有加，便发布了同意他参与剿捕的命令。

在珠江口一带为祸最烈的，要数张保仔、郭婆带、香山二、郑石氏和乌石二、乌石三两兄弟等海盗匪帮。他们勇猛善战。令到两广总督万分头痛。许拜庭协同总兵黄飞鹏率领的舟师，不分昼夜追击，与张保仔部交战十数天，令其闻风丧胆，急急流窜出去，许拜庭得胜而回。到了阳春三月，张保仔自愿投诚。至此，一支最强悍的海盗队伍宣布瓦解了。惟有两路乌石二、乌石三等海盗，仍在海岸一带继续肆虐为患。许拜庭又一次接受总督之命，率水勇壮士，协同官兵一同向他们出击。此次出击队伍规模庞大，投诚后的张保仔率队在其中，共分几队兜剿。终于将乌石二、乌石三及馀众生擒，全省洋面一律荡平。至此，困扰朝廷多时的海盗，基本解决。

在事后的论功行赏中，总督百龄极其欣赏许拜庭在这次剿捕海盗中表现出来的慷慨、智慧和勇敢，特别向朝廷奏报了他的事迹，因而，他先是获得了议叙“府同知”加一级，继而又获得了“晋封中议大夫”的奖赏。

嘉庆帝对许拜庭的赏赐，对他来说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这更激发了他那个野心勃勃的愿望。

他选定高第街作为许氏家族的永久性居住之地，按道光二十九年(1849)立的《许拜庭家庙石刻碑记》记载：先大夫(即许拜庭)始隶籍番禺，卜居新城高第街，同居共爨四十馀年兹矣”，这也说明也正是许拜庭定居高第街正是许拜庭剿捕海盗立功，接受朝廷嘉奖封赠的前后。

许拜庭与黄老夫人，皆希望子孙科第蝉联，世代业儒，搬来高第街居住，讨到一种吉祥和口彩，也让子孙们有一种鞭策和鼓励。许拜庭斥资在高第街的中段，购置了几处当时没落人家的屋宇，拓建连成一体，前临街圩，后靠玉带濠。雕梁画栋，豪华异常。人称这一带为“许地”，他的子子孙孙便在这里生息繁衍，家声也越来越显赫。

许拜庭毕竟是从低层奋斗发家致富的，看到下层人民生活困窘，他的内心越来越生出一种隐隐的不安。他想到行善积德，除了能在现世博取更大的声望外，还望来世得到好报。所以，他越到晚年，越加热心桑梓的公益事业。就在他61岁，也就是道光十三年(1833)时，广州流花湖、西村一带洪水暴发，淹没了大半个城区。许拜庭“募船救渡，人皆从窗棂引出，日炊米十馀石周给之，全活无算。”(见《广州府志》)他的热心公益，被载入了地方史志。

许拜庭始，许氏家族200年沧桑，确实是人才辈出。如反英军入广州城斗争的功臣许祥光,有“许青天”之称的许应荣（加金旁）,廉洁清官许应锵,民国粤军总司令许崇智,辛亥革命元老许崇灏,有"铁血将军"之称的东征名将许济,红军名将许卓,著名教育家许崇清，中华女杰许广平等。当代记述许氏家族的书籍有《广州高第街许氏家族》（广州越秀区地方志办公室编）、《千秋家国梦》（伊妮著）、《广州第一家族》（卢延光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