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席图，1940年出生，为台湾的学生领袖与白色恐怖的受难者。云林县北港镇人。许席图与姐姐相依为命，先是就读于国立政治大学企管系，后转至法律系就读，在政大就学期间，许席图也担任过政治大学代联会总干事；当时的台湾大学学生发起自觉运动以强化国民公德心，许席图出任学生自觉运动推行会秘书长及主席。

　　1969年许席图有意筹组“统一事业基金会”，打算以会员募股方式，筹募活动经费，推展公益事业，引发独揽学生事务的救国团与情治单位注意。1969年2月许席图被以“意图颠覆政府”的罪名逮捕，关押于景美看守所。

　　许席图在狱中被刑求而导致精神分裂症，在独居房里，日间是语无伦次，行动异常，夜间则大声哀号“放我出去！”，因此停止审判，1973年送入台北市立疗养院，1977年送往省立玉里养护所，1983年改送至万宁作业治疗中心。1990年许席图在花莲县玉里镇被过去的难友发现，2003年许席图才领取到戒严时期不当审判补偿金，并于2004年领得回复名誉证书，但这都无法改变许席图已经精神异常的现实。

      柏杨先生是台湾文坛近几十年异常活跃的著名作家，他的人和他的文，都曾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1968年3月7日，柏杨以挑拔人民与政府间感情罪名被捕，至1977年4月1日始被释放。在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7年7月出版的《柏杨回忆录》（柏杨口述，周碧瑟执笔）一书中，柏杨先生述说了70余年的心路历程。读者可以从中了解这位“看过地狱回来的人”，了解台湾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里面就有详细描述了关于许席图在狱中被刑的情况。

       不是每个政治犯都跪过算盘，也不是每个政治犯都摇过电话（把电话线的电流通到手指上，然后摇动把手，电流会使一个人浑身发抖，屎尿齐出），但是，最后都会照着特务们的预期，招出答案。只要你第一件事自诬，就一泻千里，每件事都会自诬，直到法律把你完全严密地绑住。如果只看笔录，只看口供，每句话都是囚犯说的，事实上，每句话都是特务说的，真是：他白即自白，一一服上刑。

　　这段时间大约四个月，这是最苦的阶段，很多人就在这个时候被逼死或逼疯。1968年政治大学学生代联会主席许席图，在学校组织了一个学生社团（统中会），结果被捕，不到三个月，神智完全错乱。每逢有大官前来视察，监狱官就把许席图捆绑起来，用布条塞住嘴巴。军法处一度决定准许他保外就医，可是许席图出身贫寒，父母双亡，只剩姐弟二人相依为命，姐姐省吃俭用，供弟弟读上大学，她拒绝把弟弟领回，在法庭上哭诉说：

　　“我弟弟进来的时候，是一个好好的大学生，现在成了这个样子，我怎么养他。而且养好后又要再交给你们，还能再受得了吗？万一养病期间，他逃掉或失踪了，这么严重的罪名，我怎么承担得起！”

　　我不久被调做外役，再不知道他的下落。转眼20年，九十年代初期，白色恐怖已成为过去，《中国时报》忽然有一条消息，报导说台东玉里疯人院，有一位来路不明的病患许席图，希望能查出他的来历。许席图这三个字的同名度很低，我打电话给报馆，说明原委，愿挺身作证。我心中十分感慨，就在许席图稍前，“外交部长”钱复在台湾大学读书，也是学生代联会主席，人生际遇，如此悬殊。

　　第二阶段是军法审判，除非像许席图那样，侦讯期间被苦刑逼疯，否则，大多数政治犯的移送书，就等于军事检察官的起诉书，而军事检察官的起诉书，也等于军事法庭的判决书。好像黑社会的洗钱一样，军事法庭只是把屈打成招的黑箱作业，使它合法而已，军法官假定判决某一个政治犯无罪，他的下场就是自己成了下一个政治犯。至于公设辩护人，更是可怜角色，唯一的功能就是替政治犯认罪，祈求庭上法外施恩。大多数政治犯都知道官司的结果是什么，所以比起在调查局或保安处，心情要平静得多。只有一种人是惊恐的，那就是被判决死刑的囚犯，立刻被戴上脚镣，准备随时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