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华辅，原名蒲文昶，又名蒲正应，先后化名陈国瑞、郑理中等；时年40岁左右，四川省（现为重庆市）铜粱县人，他的个头不高，说话时细声细气，因他戴一副近视眼镜，熟人都称他为“郑眼镜”。

蒲华辅是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1930年8月任中共铜梁县行委主席（相当于县委书记），同年10月2日，他以四川工农红军第七路游击队政委的身份，领导铜梁县农民武装和县警察中队300多人暴动，失败后转移到成都，仍被敌人捕获，并被判处徒刑入狱关押了三年，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

抗日战争爆发后，蒲华辅在重庆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1938年至1940年3月，他先后担任铜梁、江北县委书记。1940年4月，蒲华辅调任万县中心县委书记；1941年5月，调任川康特委委员；1946年9月，改任成都工委书记。1947年3月，公开的四川省委被迫从重庆撤回延安，同年6月，蒲华辅奉命到中共中央上海局接头，成都工委才与上级恢复了组织关系，根据钱瑛的指示，恢复中共川康特委，蒲华辅任书记。

蒲华辅在成都成城中学（今成都市第十九中学，旧址在九眼桥长途汽车站附近）以地理和历史两科教师的职业为掩护。

妻子郭德贤是1939年8月入党的地下党员，曾任万县中心县委妇女组长，1940年后，她跟随蒲华辅以一个家庭妇女的身份，长期作掩护地下党机关的工作，他们有一女（1944年出生）一男（1945年出生）两个可爱的孩子。蒲华辅的家在成都新南门外致民路附近的中坝菜园，与国民党政府的一个科长同住一个带有院宅的小公馆。

蒲华辅养尊处优、工作不深入扎实，而且特别怕危险。一天晚上，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和王琴舫正在油印地下刊物，忽然发现窗口外面有人盯梢，天一亮他们就提起油印机转移，虽然摆脱了盯梢，但却一时无处可去，就跑到蒲华辅家中。蒲华辅见他们提着油印机到来，一改平日说话时的细声细气，对马识途大声训斥：“这是什么地方？你怎么跑到我这里来了！？”马识途解释道：“还有两个钟头就印完了，然后马上拿走。”蒲华辅不容商量地说：“不行，一分钟也不行！非马上走不可。”看到蒲华辅恐惧的样子，王琴舫批评说：“老马搞这个刊物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你不应该……”。“住口！”蒲华辅指着王琴舫训斥：“你没有资格和我说话！”马识途见状气愤地说：“是嘛，油印机放在我那里一两年了，你都没说危险。拿到你这里暂时放两个钟头，你就受不了。”这时，蒲华辅稍微冷静下来，开始以违反纪律为由批评马识途。马识途见蒲华辅仍然说不通，就与王琴舫提起油印机冒险离去，另外找地方将刊物印完，但心里很不是滋味，总感觉蒲华辅不大对头。

1948年岁末的一天，在特务机关重庆老街32号，几个特务和叛徒坐在一间办公室里边烤火边胡吹乱侃，因破坏川东地下党组织有功而升为二处上校情报课长的特务雷天元忽然发问：“你们谁晓得刘国定说的u2018郑眼镜u2019是个什么人？”这一问，使当上了“特区专员”的叛徒冉益智、骆安靖感到雷天元似乎又在考验他们，虽然表面上他们已与特务们成为一家人，但实际上他们清楚自己在特务主子的眼里，不过是任意驱使的狗类。惯于看主子眼色行事的冉益智，为了表示对主子忠诚，立即抢先回答：“u2018郑眼镜u2019！？你咋不早说，我认识这个人，他原名叫蒲文昶，我和他曾在万县一起共事一年半……”没等冉益智说完，雷天元欣喜若狂地跳了起来：“什么？！蒲文昶！他和我是铜梁县中的先后同学，比我高两班，没想到他叫u2018郑眼镜u2019，真是太巧了！”

当徐远举意外得到雷天元有关蒲华辅的情况报告后，于1949年1月2日组成了“川西特侦组”，任命已驻在成都的叛徒刘国定为组长，雷天元为副组长，骆安靖为书记，命令他们找保密局成都站协助，抓捕蒲华辅，破坏川康地下党组织。雷天元和骆安靖立即赶往成都，同刘国定会合后，商量了搜寻蒲华辅的方案，雷天元便四处拜访各个衙门里的铜梁老乡，尤其是对铜梁籍的保密局成都站工学组组长周生才，更是再三拜托，请他们帮忙打听有关蒲华辅的线索。然后他们满城转游，并把华西坝作为重点地区查访，希望能有所发现，更幻想能在街上碰见并抓到蒲华辅。

自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后，蒲华辅变得十分谨小慎微，他让撤退到成都报警的重庆市委常委李维嘉到大邑搞武装斗争，并叮嘱李维嘉不要到成都，以免暴露，影响到他本人；甚至连上级党组织——撤退到香港的中 共中央上海局来信，让川康特委派人到香港研究工作，他也怕路过重庆有危险，而推给马识途前往。马识途于9月初回到成都后，向蒲华辅汇报了上级关于形势和任务的通报后，并传达了钱瑛的指示：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叛变的后果十分严重，教训十分深刻，川康特委要特别警惕，老郑（蒲华辅）必须离开城市，转移到农村去。马识途建议蒲华辅立即撤退到仁寿乡下，蒲华辅却以筹备川康特委会议为由不走。后来，马识途再一次提出让他撤退到大邑，说那里有地下武装可以保护他，可他还是不走。

1949年1月12日上午，蒲华辅从致民路中坝菜园的家中出来，按约到春熙路南段的饮涛茶楼与马识途接头，准备在一起研究召开川康特委扩大会议的有关问题，他经复兴桥（抗战初期为躲避日机轰炸疏散人口而建，原桥位置与今新南门大桥相同）进城时，终于被坐在桥头茶馆里的特务“眼线”胡秋旻发现，胡当即向周生才“点水”，周马上派特务李少华、李正元上前跟踪，然后又与胡秋旻在远处尾随。蒲华辅到了饮涛茶楼，上楼刚一坐下，已先到一步的马识途就感到不对头，他警觉地发现有人盯上了他们，就对蒲华辅说：“可能有问题，过两天我到你家来谈吧。你先走，我再走，我看得出来有无跟踪。”蒲华辅下楼后，马识途果然见有个人跟了下去，这时还有三个可疑的人坐在他的对面，他立刻下楼。马识途下了楼梯没有马上走，而是站在拐角处抽烟察看动静，不出他的所料，三个可疑人中的两个家伙也咕咚咕咚地跟了下来，发现他站在拐角处抽烟就止住了脚步。这样一来，马识途更加确定他们是跟踪自己的特务，他走到百货公司装作买衣服转身一看，见这两个特务还在跟着自己，便决定首先甩掉一个。经验丰富的马识途走到春熙路北口，碰到一个商人模样的人，就跑上去同这个人握手，交换香烟又寒暄了几句，特务以为他在与这个人接头，立刻分别监视，有一个特务跟踪商人走了。马识途见状又走到漱泉茶楼上，回头再看，剩下的这个特务站在楼梯口没敢上楼，他便迅速从茶坐间穿过去，由另一个楼梯下楼，跑到锦华馆卖花的地方一闪，转过小巷就摆脱了特务的跟踪。这时，马识途已感到特务是有备而来，破坏的目标直接对准了川康特委，特别是蒲华辅未脱险境、凶吉难测，他联想到重庆党组织遭受大破坏的惨痛教训，便四处奔走向有关的同志们报警。

再说蒲华辅出了饮涛茶楼后，便东拐西折、一会儿南一会北地穿小巷、走大街，直到他几次回转身确认没有人跟踪他，才放心地回到家中（根据现有资料，尚不清楚是蒲华辅真正的摆脱了特务的跟踪，还是狡猾的特务为了抓捕更多的地下党员，采取欲擒故纵的手段，一直跟踪到蒲华辅回到家中，而暂时不去逮捕他）。

13日上午，蒲华辅又经过复兴桥进城，再次被周生才一伙特务跟踪。这一天，蒲华辅与华健约定上午在北门内草市街的留园茶社接头，也是要研究川康特委扩大会议的事情。周生才一伙特务跟踪至草市街，见蒲华辅进了留园茶社，在一个喝茶的男子（华健）身边坐了下来，感到不能再错过机会，便给娘娘庙街38号的保密局成都站打电话请求火速增援。副站长刘鉴先接完电话后，迅速集合特务乘车赶到草市街，与周生才会合，立即对留园茶社周围进行戒严，布置特务守住附近的几个路口。蒲华辅与华健正在留园茶社里谈事情，突然发现外面情况异常，赶紧分头离开。蒲华辅慌不择路，跑到草市街93号瑞利木器店后面的共产党员韩三思（又名韩秉炀、韩玉）家，马上被尾随的周生才带领一伙特务逮捕，还牵连韩三思一同被捕。华健出了留园茶社，朝着与蒲华辅相反的方向快步离去，刚到街头的拐弯处，就被另一伙守卡的特务抓捕。

当天晚上，在娘娘庙街38号保密局成都站的刑讯室里，刘鉴先派成都站司法专员罗慧开主持，对韩三思、华健、蒲华辅进行了一场残酷的刑讯。特务们使用了最残忍的酷刑“背火背篼”，将烧红的木炭放进绑在华健背上的煤油桶里，顿时他的背部被烙得吱吱冒油、皮焦肉烂，他咬紧牙关、忍住巨大的痛苦，直到昏死过去仍旧缄口不开。特务无奈，只好将华健拖回牢中关押。韩三思也经受了严刑逼供，守口如瓶。

特务们对蒲华辅进行刑讯时，开始的拷打，他还勉强挺住了，但是当特务使用“火背篼”的酷刑时，他便害怕得向特务求饶，说出了自己的党内职务，并出卖了部分党组织和同志，这个中 共地下组织省委级的特委书记竟成了可耻的叛徒！

被蒲华辅第一次出卖的组织和同志有：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委员华健；川康特委机关联络员、自己的妻子、共产党员郭德贤；雅（安）乐（山）工委书记陈俊卿；原荣（县）威（远）党组织负责人、打入罗广文部从事军运的秘密党员韩三思；协进中学校长、共产党员付茂青及其妻子、共X产X党员刘绮文；以及王文鼎、颜如瑜、彭迪先、刘盛亚等三十多名党内外的同志。

蒲华辅叛变后，保密局成都站副站长刘鉴先迫不及待地给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打电话，报告抓获蒲华辅及其出卖的三十多人等情况；徐远举在电话中对刘鉴先大加赞赏，要他根据蒲华辅的口供火速捕人，随即率领陆坚如、雷天元、漆玉麟等大批特务由重庆赶往成都，意欲抓住时机、扩大线索，彻底破坏中 共川康地下组织。

1949年1月15日，徐远举率领大批特务赶到了成都，当晚在娘娘庙街38号保密局成都站的刑讯室里，他亲自主持审讯蒲华辅。由于徐远举在破坏中 共川东地下组织过程中掌握了一些情况，待蒲华辅进入刑讯室后，他便采取敲诈的手法，声色俱厉地说蒲华辅不老实，并习惯地打了蒲华辅几耳光。蒲华辅起初还想找借口搪塞，尽量少出卖一些人，但是见徐远举单刀直入地要他交代军运小组和川康特委下属的工委，就觉得在这个凶恶狡诈的特务头子面前难以拖过去了，待到特务们再次对他施以毒刑时，又出卖了一大批党的组织和领导干部。

蒲华辅第二次出卖的组织和同志有：打入国民党四川军管区任参谋的共产党员、川康特委军运小组负责人韩子重，军运小组成员、打入国民党四川军管区任参谋的共产党员王侠夫、黄子万、曾鸣飞、谷时逊，军运小组成员、打入国民党军罗广文部任连长的共产党员张学云，仁（寿）华（阳）彭（山）特支书记任治荣，川康特委委员兼川南工委书记王宇光、副书记钱寿昌、委员贾唯英，成都市委书记洪德铭、副书记彭塞、委员张应昌、赵文锦，川北工委副书记王叙五、委员魏文引，雅（安）乐（山）工委委员兼川西南武工委党支部书记吕英,因重庆党组织遭受破坏而转移到成都的原重庆市委常委、川西南武工委党支部副书记李维嘉，原重庆北区工委书记、温江县女中训育主任齐亮及其女友、共产党员、温江县女中教导主任马秀英；已转移到重庆的仁寿县籍田地区党组织负责人丁地平等五十来人。

实事求是地讲，蒲华辅知道的党组织关系和党员干部甚多，但是由于他在工作中害怕危险和不愿吃苦，养尊处优而不深入的虚浮作风，因此除了军事和统战方面，其他方面的组织和干部他只知一般的情况，具体情况（如联络地点、办法和党员干部的住处及社会职业等）掌握的并不多；另一方面，他在出卖组织和同志过程中，也有所拖延和保留，加之因政局突变，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通电下野，退入幕后，乞求和谈，徐远举暂时停止了全面破坏川康特委的行动，所以，被蒲华辅出卖的八十多人中，只有少部分被捕。即便这样，蒲华辅的叛变也给川康特委带来了严重的危害，特别是一些因他出卖而被捕的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英勇牺牲在黎明前的血腥屠杀之中。还有一些被他出卖的党员领导干部，几乎险入魔掌，与死神擦肩而过，侥幸地生存下来。

1949年7月下旬，转移香港、北上解放区后，又随解放军南下到武汉的中 共川康特委、川东特委的干部，在钱瑛的主持下分别召开了工作总结会议。

有马识途、王宇光、洪德铭、彭塞、赵文锦、杨文祥、王放参加的川康特委工作总结会议上，钱瑛对川康地区党的工作评价是：1947年一度有盲动的苗头，但很快得到了克服，以后的工作比较正常；对于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被捕叛变，导致一批同志被捕和特委被迫撤离的严重问题，完全是由于蒲华辅不听招呼造成的，领导（钱瑛）曾命令他隐蔽到仁寿乡下去，并以不服从就撤消他的职务来督促他，而他依然我行我素地赖在成都不走，以致被捕；蒲华辅被捕后叛变，是他本人经不起考验，是个人品质问题。与会的同志一致同意钱瑛的意见。

马识途老人在1981年6月中 共成都市委召开的党史座谈会上，谈到关于川康特委被破坏的问题时指出：“川康特委遭受破坏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和失败……在川康特委被破坏前，上级党组织——上海分局曾经及时给我们敲起了警钟。我到香港去，蒲华辅到上海去，钱瑛同志都敲了警钟的，都谈到了要注意敌人可能进行疯狂地镇压。对钱瑛同志这个指示，我回来后是传达了的……但是我们自己却没有注意在组织上重新搞一套，重新改变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还照老一套干。当时我从香港回来，钱大姐最后送我时，还要我回去告诉老郑（蒲华辅），叫他马上离开成都，我回来后传达了钱大姐的话，要他离开。他却不走，没有什么大的理由，只说他要筹备川康特委会议。当时我们已经研究过叫他马上撤退到仁寿，特委会议由我们来筹备。因为敌人不认识我们。他还是不走。我们后来才知道，他到上海路过重庆时，曾经跟刘国定见了面，找刘帮他买飞机票……这是违反党的纪律的……蒲华辅被捕不仅是在地下党活动上那么麻痹，而且思想还有些腐化，养尊处优，不大管工作，害怕危险。”

后来，马识途老人又说：“蒲华辅的腐化问题，突出地表现在他贪图享受和怕死。他的家与国民党政府科长的家合住在一个公馆里，我当时觉得不妥，就劝他另选住处，他却借口住公馆主要是为了做国民党科长的统战工作，不愿搬出这处舒适的公馆。他平时怕艰苦，工作不深入，重庆出事后，我们让他转移到乡下，他还是怕艰苦留恋小家庭的舒适不愿意走。还有我和王琴舫转移到他家油印地下刊物，他大发雷霆地训斥我们，那种贪生怕死的情绪表现的特别明显。蒲华辅腐化问题的这些表现，与他被捕后叛变的行为是有内在联系的。”

王宇光老人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应该召开什么特委扩大会，地下工作一般都是个别传达上级指示和研究布置工作，蒲华辅作为特委书记坚持这样做，是非常错误的。”

两位老人的话说明：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的不良品质和错误行为，会对党的事业造成严重的危害——蒲华辅就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