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原 ，化名田夫、田心。江西省萍乡县人。早年就读于萍乡中学，失学后学徒当手工工人，参加工人运动。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江西省总工会组织部部长。1945年后，任中共沈阳市委、抚顺市委、吉林市委书记，延边地委书记兼延边军分区政委。建国后，任海关总署署长。1951年主持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海关法。后历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国务院外办副主任、总参谋部二部政委、总参顾问、解放军军人协会副会长。 1990年9月2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是中共七大代表，中共第六、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三、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安源镇张家湾村

孔原妻子、孔氏兄弟的母亲许明（1919－1966），又名朱玉筠。女。直隶（今河北）沧县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在重庆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的纪念画册上有一张1939年在延安毛泽东窑洞前的照片，上面有两对新婚夫妇，一对是邓小平和卓琳，另一对正是孔原和许明。

卓琳的原名叫浦琼英，父亲是云南著名的火腿大王浦在廷，浦琼英在学生时代勤奋好学，追求上进。1937年，她为了追求自由和理想，来到了心目中的革命圣地延安。并将浦琼英改名为卓琳。

两年之后，一个与她的年龄和生活经历完全不同的青年人，喜欢上了她，并尝试着走进她的生活。这个青年人就是八路军129师政委邓小平。

卓琳说，他找跟我一块儿到延安的女朋友。让那个女朋友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意不同意。我说我还年轻，我不想结婚，我拒绝了。

生于1916年的卓琳，此时已经23岁，按说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然而，在1938年夏天的延安，卓琳断然拒绝了比自己大12岁的邓小平的求爱。

卓琳说，我要找，就找知识分子。

当时的卓琳不知道邓小平早年读过书，而且曾经留学法国。迂回作战受到挫折后，邓小平并没有知难而退，他提出希望能和这位从大城市来的大学生当面谈一谈。

卓琳说，他找我谈了两次。第一次谈一谈他的情况，第二次谈谈他的希望。我听听，觉得这个人还可以，他是有点知识，是知识分子。第二个呢，我说反正都得结婚，早晚得结婚，我那时候已经23岁了，我说，算了吧，就凑合吧。

就这样，从相识到决定结婚，在很短的时间内，邓小平就和卓琳走到了一起。在延安杨家岭毛主席住的窑洞前，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为邓小平和卓琳举办了婚礼。

结婚的那天还有孔原跟许明要结婚。当时的延安由于胶卷缺乏，两对夫妇只好站在一起，拍了同一张结婚合影。

被选为国际互济会主席团委员，后进入列宁学院高级班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孔原主动请求回国参战，在由西路军余部组成的新疆督办公署新兵营任政治主任教员。1939年4月奉召到延安，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9月中旬，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孔原和其他4个党的重要干部带着一部电台离开延安。不久，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兼管东北局社会部工作。1945年12月上旬，孔原兼任地委书记。带领党员、干部同苦大仇深的农民唠家常、交朋友，用事实做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同时对汉奸、恶霸依法给予惩办，没收其土地和财产。1946年12月16日，孔原成为省委委员，兼任省委民运部长，后任地委书记，积极组织各县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在此期间孔原已结婚8年之久，其妻许明才于1947年5月生下长子孔丹。

1948年是中国光明与黑暗进行最后搏斗的关键年月。5月，吉林省委决定孔原任吉林市委书记、警备司令部政委。他面临的两项主要工作是改造街以下政权和恢复工商业生产，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工商业采取扶持的政策。当年8月，孔原出席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的城市工作会议。孔原等回到吉林市以后，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组织劳资双方签订劳资合同，规定共同恢复生产的条件和权利义务，坚决执行了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和刘少奇西柏坡讲话精神，使经济工作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有了较大的变化。

1949年1月，孔原被调到辽宁省抚顺市，先后任军管会主任、抚顺市委书记兼抚顺市卫戍司令部政委。不久，孔原带领市委、市府，按照毛泽东指出的新民主主义时期国民经济的总目标，着重抓了煤炭、石油、电力等工业的恢复和发展，提出要恢复工商业，但遇到来自“左”的干扰和阻碍。他始终坚持党的方针政策，使抚顺的工商业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

主持制定了《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署试行组织条例》，以及海关总署各职能处(厅)的办事细则和30多个海关业务规章。1953年初，海关总署并入对外贸易部。孔原调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主管海关工作，为发展我国对外贸易事业进行了积极有效的工作。1957年后，他历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常务副部长、部长，

安源党组织很快发现了这株好苗子。1924年秋天，安源团组织派他进入萍乡县立中学，以读书的公开合法身份，去开展学运、青运等革命工作。 进入萍中后，首先按照团组织指示，在学校成立了一个“互助社”的群众团体，并亲任互助社总干事。不久改为“策群社”，属萍乡团组织的外围组织，参加者大都是进步的青年学生与教员，还有部分县城里的手工业工人。

1925年为发展壮大党团组织，进一步开展学生运动，萍乡中学建立了学生会，他曾被推举为学生会主席。国共合作时期，孔原还担任了县党部常委。县党部完全在党组织掌握之中。1926年北伐军到萍乡，动员和带领群众张贴标语、散布传单、举行集会，大造革命舆论，鼓舞人民群众，扰乱敌人军心，向北伐军通报信息，为他们当向导等等，为配合、支援北伐作出了重要贡献。有声有色的学运成果，把孔原推到了萍乡县总工会纠察部长和县农协会的委员兼军训部长的领导岗位。1926年为镇压土豪劣绅，经过国民党县党部与各革命团体的联系会议决定，成立了萍乡县审判大土豪劣绅的特别法庭，孔原曾任特别法庭庭长，成为萍乡早期的法官。

1927年5月间，党组织派孔原到武汉兵工厂去买枪，由于汪精卫叛变革命，革命形势骤变，枪没买成。党组织决定派孔原前往南昌出席省农民代表大会，从此他留在了南昌工作。“八一”南昌起义前夕，安源有一二十个工人和萍乡中学一些进步学生去南昌找过他，身兼农协纠察部长、省总工会组织部长等职的孔原均给介绍参加了军队，后来他们一起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从此，孔原离开了萍乡，踏上了新的革命历程。

1984年9月，萍乡革命烈士纪念馆已陈列就绪，正值领导审查阶段。孔原回到萍乡来到安源馆指导工作，听取萍乡革命烈士纪念馆的陈列大纲和陈列内容的汇报后，他谆谆教诲工作人员。

张国庶同志是省中共早期领导人（曾任江西省委书记），他受命于危难之时，当时江西省委遭到了破坏，他奉命去恢复党组织，工作很艰难，他上任不久就被捕了，没过多久又被国民党杀害了，为党为人民他夫妻双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事后，孔原为了追求真理，弄清事实，还派人到中央档案馆、上海、南京等地查阅相关报刊（《上海申报》）等资料，并复印了相关段落，以证明张国庶同志没有自首。1985年9月26日在北京首都京西宾馆，约见了江西省委有关负责同志，郑重其事地谈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提出萍乡在宣传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他还反复讲明：“我提的看法不一定准确。要他们（指萍乡担负陈列宣传的相关同志）报告萍乡市委，市委如有不同意见，报告省委，以省委意见为准。”后来，市委领导指示安源纪念馆和党史办的同志将有关材料逐级上报业务主管部门。后经省民政厅批准同意，又将张国庶同志作为烈士展出和宣传，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1986年11月孔原回萍乡参加萍乡中学80周年校庆，看到烈士馆的展出，还了历史真相，非常高兴，时任安源纪念馆馆长的杨桂香还清楚地记得，在吃饭时，他心情特别好，席间他爱人张红同志不让他多喝酒，不让他吃蹄花肉（因为他患有高血压病），他兴奋得根本听不进去，一次一次地站起来频频举杯。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兼民运部部长、延边地委书记，中共吉林市委书记，中共抚顺市委书记等职，参加动员组织人民群众，进行土地改革、支持前线、解放东北的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海关总署署长，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中国人民懈放军总参谋部顾问等职。被选为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在中共第十二大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孔原长期从事调查、情报等秘密工作，不少萍乡人笑称他为“特务头子”，他的探亲访友、接待会客均受到约束。他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出生入死，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尤其是在党的情报工作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孔原生性聪明伶俐，记性好，办事灵活，点子多，胆子大，在私塾读书时，学习成绩优秀，深得老师赞赏。由于他孩提时就常跟着表哥童水生到安源工人俱乐部去玩耍，与工人接触频繁，革命的思想早已在他幼小的心灵和脑海中萌发、生长，他表现出来的较高的政治热情与敏锐性在同龄青年中已崭露头角。

孔原：安源走出去的共和国功勋

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来到安源孔原同志故居，缅怀这位从安源走出去的共和国功勋的光辉业绩。

从学徒到职业革命家

丘陵似锦，田园如画。1906年9月，孔原（原名陈铁铮），出生在这栋普普通通的民房——安源张家湾村的一个手艺人家庭。母亲早亡，他在安源矿当工人的表哥童水生家度过青少年时代，目睹矿工的苦难生活，很快接受了进步的革命思想。1924年秋，孔原进入萍乡中学后，创建了萍乡青年团的外围组织——“互助社”，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反对压迫、剥削，提倡爱国、民主、互助、团结。1926年，孔原等人受命到醴陵与北伐军联络。不久，随同安源工会领导人袁德生代表萍乡赴南昌参加江西省工人代表大会和国民党代表大会。会后，被选为萍乡县总工会纠察部长，并担任国民党县党部常委兼监察部长，积极开展革命活动，成立行业工会；建立工人纠察队；开办工人子弟学校；兴办消费合作社；开展劳资斗争。1927年春，孔原赴南昌参加由方志敏主持召开的江西省农民代表大会。长沙马日事变后，孔原在南昌任省总工会组织部长，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不久，随部队南下。后赴上海，任上海沪西区工会组织委员、上海总工会秘书。1929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通知孔原和钱瑛及另外两位同志到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30年秋，正值红军打下长沙，周恩来同志来到莫斯科，号召大家回国参加革命斗争。孔原等毅然响应。同年10月，孔原到武汉做兵运工作，后来到上海，在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干事、秘书。1932年初调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后调任中共中央组织局组织部部长。1933年3月任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负责恢复和主持北方局工作。1935年春夏之交，孔原作为中共白区党组织的代表于同年7月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国际互济会扩大会议，被选为国际互济会主席团委员，后进入列宁学院高级班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孔原主动请求回国参战，在由西路军余部组成的新疆督办公署新兵营任政治主任教员。1939年4月奉召到延安，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不久和许明结婚。1940年5月孔原随同周恩来副主席经西安、成都到重庆西南工作委员会任书记。不久，孔原被国民党发现，列入黑名单。为了保护孔原的安全，周恩来决定把他调回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接替博古担任南方局委员、组织部长。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和林彪、邓颖超、孔原等100多人，乘卡车离开重庆。孔原返回延安后，在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期间，被诬为叛徒、特务、“红旗党”头子。后经周恩来、叶剑英同志澄清，其名誉得到恢复，并先后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六届七中全会和党的七大。

为共和国再立新功

1949年7月，新中国即将诞生，孔原奉调进京。周恩来亲自找他谈话，指示他负责筹建新中国海关总署。孔原顾不上休整，只身来到人民政府在新解放区接管的第一个大海关——天津海关蹲点，比较详细地了解了海关的组织形式、机构设置、人员构成、具体业务和接管情况，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建立海关总署工作的初步意见》，阐述了对改造旧海关、建立新海关的基本构思。不久，毛泽东主席签署政府令，孔原为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署署长。海关总署的成立，只是海关建设的开始，他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主持起草了新中国成立后指导海关的第一个重要的政策性文件——《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决定》，主持制定了《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署试行组织条例》，以及海关总署各职能处(厅)的办事细则和30多个海关业务规章。1953年初，海关总署并入对外贸易部。孔原调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主管海关工作，为发展我国对外贸易事业进行了积极有效的工作。1957年后，他历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常务副部长、部长，积极参与制定并组织贯彻执行我党我军对敌隐蔽斗争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孔原还曾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成员。1958年兼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积极协助国务院管理外事工作和指导各部门及地方的外事活动。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被关押达7年之久。其妻许明曾任周恩来副主席秘书和国务院办公室副主任，也被迫害至死。他的两个儿子孔丹和孔栋也被下放到农村劳动。在逆境中，他与林彪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75年，孔原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某部政治委员，1980年任总参谋部顾问。1983年作为国家安全领导小组成员参与了国家安全部的组建工作。1985年，他主动要求退出领导岗位。离任后，他仍旧关注国家的建设，积极参加力所能及的工作。

孔原同志功勋卓著，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0年9月21日孔原与世长辞。

孔原同志长期从事调查、情报等秘密工作，因而他在职期间，很少会见家乡人，尽管如此，孔原同志还是带着殷厚乡情，想方设法接见了一些萍乡的同志，比如1958年，他在北京接见了由萍乡县委组织的农业代表团一行30余人，他和萍乡籍的另一位首长吴烈邀请傅开宗、刘忠焕等部分代表到王府井中央领导的招待点吃饭。虽然门口有警卫站岗，显得有点森严，但在进餐过程中，由于孔原等首长特别亲切和蔼，又是询问家乡的生产情况，又是打听家乡人的生活情况，又是探问你是萍乡哪里人呀……席间相互问候，欢声笑语，驱走了森严拘谨的气氛，掀起了一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感情波澜，孔原那种可亲可敬的音容笑貌，至今让我们难以忘怀！

1977年孔原任中顾委委员之后，工作不像以前那么紧张了，他似乎想把以前失去的乡情、亲情、友情一应补回来，1979年3月，他到中越边界视察，也特意抽空回乡，拜会市领导，走访亲朋，还参观了安源纪念馆，尔后欣然命笔为纪念馆题词，勉励从事党史宣传的同志们搞好党史宣传：“要为在当前新的长征中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勇前进。”此后，1984年9月、1986年11月都先后回到家乡，看望老家的左邻右舍、校友、同学，接见市委党史办和安源纪念馆的同志们。萍乡老乡到北京有事找他，他总是抽空热情接待，尽量关照。

1986年11月，孔原回萍时，安源镇和张家湾村的领导，邀请他再回原来住的老房子去看看，因为原房子已经破旧不堪，村里给维修好了。他应邀前往，到达九里坪孔家屋场时，村民都自发地站在那里恭候迎接。孔原喜出望外，兴奋不已！跟村民们一一握手问候，还亲热地向年纪大的老人询问一些老邻居的名字和情况，听了他们清晰的回答后，深表谢意，并诚邀他们去北京做客。

接着孔原走进自家的老屋，用高兴而感激的口吻对镇村领导说：“谢谢你们把房子修好了！但你们不要挂牌子，我算不得什么，参加革命，为党为人民工作是我的本分，没有什么可宣传的。此房子我也不会再回来住了，就让家庭有困难的邻居住吧。”后来，镇和村里的领导按照孔原的意见办了。孔原的房子虽然没挂牌宣传，但它却成了孔原关心老乡、百姓的高尚品格的见证，它将永远镌刻在萍乡安源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