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斯塔夫六世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是古斯塔夫五世的儿子，1950年即位时已到退休年龄(68岁)，但他高寿，仍当了22年国王，直到1973年逝世。他在位期间，社民党政府一直在研制一部新宪法，以取代从1809年沿用至今的宪法。1954年宪法起草委员会开始工作，1963年拿出草案，征求意见。宪法草案规定瑞典国制为君主立宪制，保留君主，每届政府之首相名义上由君主任命。30名社会民主党议员联名反对，主张成立共和国，说“君主制只能被认作是不合理的制度，君王只有过去，没有未来，赞成保留它的感情正在衰败”。他们的提案在上下两院赢得多数。这样古斯塔夫六世可能成为瑞典末代国王，他逝世后，或新宪法修改生效后，君主立宪制可能结束。然而社民党领导认为君主立宪制有其可取之处（汉松首相当年曾利用国王压制内阁和议会中的不同意见，现在国王的作用又另当别论）。而且他们认为瑞典有个特点：协商妥协，不走极端，不搞过火行为，取消君主的做法与瑞典的传统相悖，索性将此问题交公民投票表决——君主乎？共和乎？让大家决定。社民党领导相信公民会赞成保留君主，因为瑞典人崇尚传统，瑞典人也喜欢、敬重国王古斯塔夫六世。但上下两院同样反对公民表决。问题又交宪法委员会讨论。

宪法委员会经长时间研究，1971年8月拿出一折衷方案：保留君主，但君主不再拥有任何政治权力，他（她）只是象征性国家元首，只担负一些礼仪性活动。这个妥协方案最终为各方所接受。

瑞典人说在长达近20年修改宪法的辩论中，对保留君主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俩人，一个是社民党后起之秀、后成为该党党魁和政府首相的乌洛夫·帕尔梅，另一个便是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国王本人。有人甚至说起作用最大的莫过于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约斯塔·福盖尔一罗丁说古斯塔夫六世有一股感召力，最终将全国意见统一起来，甚至将“最激进的左派和社会主义者——不论他们原则上是多么坚定的共和主义者——都变成实践中的保皇派”。

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是位德高望重的国王。他从未争过权，从未制造任何麻烦，也从未有过丑闻。他是一位勤奋的学者，是位颇有成就的考古学家和陶瓷鉴赏家。他作为国王，一生最大成就是对王室重新进行“包装”，改造王室形象，使王室跟上瑞典社会的发展。他揭开王室深不可测的神秘色彩，冲破王室的条条框框，缩短王室与社会的距离，使王室普通化，尽量为平民百姓了解、接受，甚至喜爱。

古斯塔夫六世像普通瑞典人一样，喜欢散步，每天清晨或傍晚只身一人外出散步一次。附近瑞典人对此都习以为常，对国王身影非常熟悉。他们当然尊他为国王，但也把他看成可敬的老人，相遇时总会或脱帽或点头，向他问候。有时国王也会主动向行人道声早安或晚安。一天早晨一个美国记者在王宫附近看见一个老人，头发斑白，身材高大，举止高贵，风度翩翩，很像国王，但她根本不敢相信。又定睛仔细看了一番，肯定是国王无疑，于是迎了上去。

“早上好，陛下。”

“早上好。”

“陛下，您的警卫呢？”

“为什么要带警卫呢？”国王觉得这个问题好生奇怪。

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喜欢中国菜，更喜欢中国的陶瓷艺术。他是一位考古学家，对中国以及日本、朝鲜的古代艺术，尤其是陶器、瓷器艺术颇有研究。在他耄耄之年仍未停止研究工作。他在这方面的渊博知识使他倍受尊重。

1898年当他只有15岁时就对考古产生兴趣，后进乌普萨拉大学，师从著名考古学家奥斯卡阿姆格林。1902年在乌普萨拉郊外挖掘出青铜器第四时代的武器和饰品，从此与考古结下不争之缘，并成为颇有成就的考古学家。但他始终谦虚地承认他只是业余爱好者。1950年他即位时，年近古稀，仍放不下他心爱的考古学。瑞典考古学家一致公认他对瑞典考古事业作出巨大贡献，他也因此得到瑞典人民的尊重和敬爱。

1904年他去埃及。埃及史前的灿烂文化使他惊叹不已。也正是在这次埃及之行中，他与后来成为他夫人的英国玛格丽特公主相遇，次年在英国温莎宫里结婚。1911年他首次去意大利，以后多次去意进行挖掘考古工作。他不止一次去希腊。1905年结婚时，他祖父奥斯卡二世送他一对18世纪的中国瓷瓶。他如获至宝，爱不释手，立即查阅其历史，从中获得大量有关瓷器的知识。从此他渐渐成为购买瓷器的行家。他一生孜孜不倦地从事中国和东亚文化艺术的研究工作。在他所有爱好中，中国和东亚艺术当数第一位。

由于对中国瓷器的热爱，1907年他开始搜集，终于成为知名的中国瓷器收藏家。1914年在他推动下，瑞典国家博物馆举办首次从青铜器时代到19世纪的中国艺术展览会，他个人拿出许多展品。这些展品多数是从伦敦和柏林买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被迫中止户外挖掘的搜集工作，侧重理论研究。

1913年他看到几件公元前500多年的中国青铜器。这是瑞典工程师奥瓦尔·卡尔贝克在中国修铁路时搞到的。这些铜器中有兵器、铜铳和马车上的用品，每件都有一兽形饰物。特别使王子感兴趣的是这些饰物，难免使人想起北欧的动物装饰品。这时他又结识了对中国比较熟悉的约朝韩古纳安德松。安德松受当时中国政府聘请，于1914年来华探测华中、华北的矿藏。1921年他在河南仰韶发现石器时代的居民遗址，挖出许多色彩鲜艳的陶器，是公元前3000年，即新石器时代的古物。这个发现引起国际学术界的轰动。正是由于王子不懈的努力，瑞典成了中国境外搜集中国石器器具最完整的国家。王子组建了“中国委员会”，自任主席，直到1950年即位时，方辞去此职。　在成立“中国委员会”的同时，王储又开始瑞典古代土质的考查工作。

1926-1927年，王储偕王妃进行环球旅行，进行考古与艺术历史的研究，历时6个月，经美国、夏威夷、日本、朝鲜和中国。归国途径新加坡和印度。他在中国期间见到神交已久的安德松。就是这个安德松在周口店找到几颗50万年前猿人的牙齿化石。王储参观了故宫，收获甚丰。故宫给他一个特殊待遇，给他打开一个密封的珍宝箱子，看了里面收藏的从宋代到清代的石器和瓷器珍品，几百年来从未让人看过的珍品！40年后他还能津津乐道地向人详述每件珍品的来龙去脉及其精妙之处。这次中国之行之后，卡尔贝克按他嘱咐搜集了800件青铜器。这些文物成了斯德哥尔摩东亚文物收藏馆的主要珍藏。东亚文物收藏馆则是欧洲研究人员和东亚考古学家的圣地。1933年他在斯德哥尔摩举办了第一届国际艺术史大会，首次展出这些青铜器。王储在卡尔贝克和阿姆格林协助下亲自编写一本目录。3年后伦敦举办“国际中国展览会”，王储亲自参加工作委员会，挑选瑞典展品。瑞典学得在会上作学术报告，与会者无不赞叹他们开拓性的工作，承认瑞典在中国文物研究的领先地位。瑞典学者则承认王储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尽管王储再三谦称他只是业余爱好而已。

回国一年后，他又组织一次中国工艺品展览，同时展出中国从石器时代到19世纪的陶器，也取得巨大成功。本世纪20年代，瑞典著名收藏家成立“中国俱乐部”，王储当然是会员之一。这时他对瑞典收藏的中国文物已有全面了解。

1935年，艺术品鉴赏家、中国文物收藏馆馆长尼尔斯·阿姆格林再次来中国，不知用什么手段又搞到一大批青铜器、玉器和陶器。他并从浙江和华北的陶瓷厂的窑里选到一大批瓷器“碎片”，大部分是宋代的。阿姆格林从此忙于撰写的《宋代的坛坛罐罐》，直到他1955年逝去。该书1963年出版，在北欧三国产生很大影响，瑞典人、丹麦人和娜威人从此对陶、瓷器制造发生兴趣，开始学着试制上釉的粗陶器。王储对这些艺人的作品都较关心，并新自购买，以资鼓励。

古斯塔夫·阿道夫即位时已过了退休年龄，不得不辞去许多学术机构的职务和活动。但他每年休假时仍到各地去“挖石头”，成为瑞典研究“伊特鲁厄里亚文化”的大专家。

1963年国王为新落成的瑞典博物馆剪彩，同时展出中国艺术品和举行一周学术研究会。来自世界各国的来宾及本国人第一次看到中国画裱糊后可以挂在墙上，既简便，又雅致；中国书画家将他们的作品馈赠朋友时，还常常谦逊地写上“XX先生补壁”，无不感到新奇。报纸盛赞该馆是“斯德哥尔摩最美的博物馆”。后来发现青铜器文物遭空气腐蚀，有遭损坏之危险，国王闻讯，筹集资金进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