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五年初中毕业后，先生到上海，就读于上海立达园高中部。在大革命时代的推动下，先生愤然投身于工农革命潮流。于一九二六年夏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选任立达园高中部书记。随后参加周总理亲自领导的上海三次工人大暴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蒋介四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制造白色恐怖，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先生亦难幸免。在国民党反动派日益残酷的政治迫害下，先生避难于法租界，后更名为弘毅，到杭州，就读于之江大学社会系。一九二七年秋，先生不幸被捕，后由伯父蒙裁成（公甫）、长兄蒙文通多方营救出狱。一九二八年春，先生亡命国外，就读于日本东京大冈山日语补习学校。不两月，山东济南发生“五三”惨案，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残酷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先生愤然辍学归国，在上海参加“留日学生抗日大同盟“，积极宣传抗日，其爱国热情灼然可见。后因“抗日大同盟”的革命活动不容于当局，不久便遭取缔解散。先生被迫于一九二八年秋返回故乡盐亭。其时，伯父先逝，家道衰落，学业荒废，先生有感于社会黑暗，时政之腐败，欲明未来之发展，幡然为当时国史界兴起的社会史研究的潮流所吸引，遂改名为思明，开始了他的治史生涯。

一九二九年秋至三三年，先生就读于华西大学社会及历史系。三三年至三五年，先生在华西大学及华西协和高中任教，在讲授西洋历史和中外地理的同时，间作哈佛研究学社的研究工作。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八年，先生入北京燕京大学研究院历史部专门进修中国历史。载誉史坛之《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一书，即先生之毕业论文。

纵观这一时期先生所发表的文章，其中有可称道的代表作和著名论断如下：

发表于一九三八年四月《燕京大学学报》专号第十六期的《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一书，是先生研治元史的代表作。全文共分五章，附小注一千七百四十八条。在当时史坛把元代称为“征服朝代”，把元代视为民族矛盾居统治地位的社会，把元末革命视成为种族革命的潮流下，先生能力排众议，创建新说，断然认定：（一）蒙古入住中土，并为破坏宋、金以来的以“贫富悬隔”为特征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结构；（二）蒙古所创立的种族四等制，其“世纪区分，则仍本之于实力之强弱”；（三）元末革命虽以驱逐蒙人为结果，“而发轫则基于贫民乏食”，“参与革命者皆贫苦农民”，“抗拒革命者，一汉人富室”，故“非纯粹汉人反抗蒙人之种族革命如一般之所解释者”。这些论断，与马克思主义在观察民族问题时强调其阶级实质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先生能够在当时成就此说，与他早期所受的马克思主义影响是分不开的。至于该著“取材既较丰富，组织亦极完整，立论尤其审慎”，颇受当时史坛称赞.“尤其对于元代社会能从动的方面去看它的转变的经过，更觉可贵”。（见西门评论，《燕京大学学报》第二十三期，一九三八年六月）日本学者铃木正推荐说，相信该著应该作为中国社会机构研究者的“必备必读之书”。先生成就此书，时年三十，因是书而获燕京大学文硕士学位。魏晋南北朝历史是先生重点研究并有所成就的另一个领域。《元魏的阶级制度》一书，对“由古代社会转向中古社会的一个枢纽”的元魏社会的各阶级的地位和情况，作了详尽的考证和论述；《六朝士族形成的经过》一文，则偏重于从统治集团的角度出发，考察了两汉以来的地主阶级的发展演变过程和魏晋南北朝的特点，提出“魏晋南北朝应当叫做士族统治时代”。在《曹操的社会改革》一书中，先生针对当时普遍流行的“曹操乃权奸之雄”的成见，通过对东汉末年政治经济衰相及曹操改革的成败剖析，肯定曹操是一个辉映东汉末年的“杰出人物”；在他“被污名千载之后”，“本文没有任何企图，要为曹操个人剖白”。曾经在五十年代末期史学界引起轩然大波的“为曹操翻案”的那些论点，其实早在二十年前先生早已发之，先生研究魏晋南北朝历史多所心得，抗战期间积卷成稿，但未付梓；后又曾于解放后与魏晋南北朝史专家缪钺教授合议，共同编写《魏晋南北朝史》，亦未能如愿。至今仍留存当年遗稿一部，名曰《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先生研究这段历史的精辟论述，统统汇聚其中。

注重史学方法的研究和运用，是先生治学的一个重大特点。在当日史坛考据史料之风兴盛一时，甚至认为“史料即史学”，“无史料斯无历史”的气氛之中，先生立扬史学方法之论，前后著书，凡是论历史研究的对象、史学方法的任务、研究题目的选择、史料的搜集、以及考据在史学上的地位。他系统地指出，“历史研究的对象，是过去的人类活动”；史料只是了解历史本身的中介之一种；史学则是研究历史所用的方法和理论。史学方法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跻历史研究于科学之林”。所谓科学的研究方法，就是指考订史料，重建史实的方法；根据史实，构建哲学的方法；订立体例，写为史著的方法；这三种方法都必须是科学的。先生尖锐抨击那种“抱残守缺，用陈腐不堪的方法，以臆度、推想、轻信、泥古、妄解、欺枉的方法治史”的人，痛斥他们的怪论“是光天化日下的妖孽，学术进步中的障碍”。他大声疾呼，史学方法的第一任务，就是要“以扫除史学研究中的腐化势力为职责”。这些论点在当时无不具有进步的战斗意义。

一九四四年，先生由华西大学赴美国留学，在哈佛大学选习德、法、日等国文字，并继续进修俄国史、美国史、日本史和中国近代史。留美期间，先生研究学问非常认真，在留学诸生中，给人以和蔼、笃实、持重的印象。先生充分利用美国所藏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的档案材料，撰写题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组织和功能》的学术论文，因此而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此外，另有《北京俄罗斯使馆考》和《瑷珲条约的签订》两文交付哈佛大学。一九四九年底，成都宣告解放，先生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见诸行动。怀着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激情，先生当即办理归国手续，几经周折，终于和夫人魏志统女士在一九五零年回到成都。

此后，先生一直在高等学校从事教育工作。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二年，先生历任华西大学教授、哲世系教授、文学院院长兼外文系代主任，为开设苏联史、唯物论和联共党史等新课和史学方法课积极工作，备受辛劳。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以后，先生历任四川大学副教务长、教务长和历史系教授，先后在历史系兼任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史资料整理和史学方法等课程。先生勤于学习钻研，凡有心得则笔录为文，积高达数册之多，不幸散失于“文革”动乱之中。

先生教学认真，经验丰富，颇受学生之爱戴。先生晚年雄心犹存，战斗不已，专门讲授元史，并招收研究生，培养青年教师，认真研究元史中的重大问题，为再版《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一书重新搜集史料，撰写前言，真可谓苦心孤诣，鞠躬尽瘁。“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广大知识分子，先生虽然身患重病，仍未能幸免，遭受种种折磨，于一九七四年二月三日含恨去世，终年六十六岁。先生逝世前留下遗愿，仍不忘将其所藏之历史、哲学等外文书籍赠送四川大学，其关怀教育事业之心赤诚可见，足以激励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