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藏人民广播电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文心的引荐下，我们去藏族著名女作家白玛娜珍家做客。　 　　走进拉萨北郊娘热乡一所宅院，迎接我们的是三只巨大的藏獒，它们的叫声让我们胆怯。此时门帘掀开，走出一位身穿藏族传统服装、满脸笑容的纤柔女子。这就是白玛娜珍？文心调侃道：“这里不会再有别的女人了。”　“哈哈，这是文心非要我穿的藏装，我平时哪里是这个样子？”无论如何也看不出眼前这位姑娘就是那位《复活的度母》、《拉萨红尘》、《生命的颜色》和《在心灵的天际》的作者——著名藏族女作家白玛娜珍。 　　房子里布满了各种各样让我们看得懂和看不懂的藏式饰物。一件唐卡庄重地悬挂在主墙正中央，好纯粹好浓郁的藏族家庭。 　　白玛娜珍用轻柔的声音开始接受我们的采访。她告诉我们，在11岁时她就从拉萨被选送到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舞蹈。10年后，她考入了北京新闻学院，狂热地爱上了文学。 　　白玛娜珍的父母是西藏本土第二代文化人。父亲曾任新华社西藏分社社长，母亲也是藏族著名女作家，外婆也有良好的文学修养。 　　她说，小时候，她没有多少民族意识，在与其它民族接触、比较了之后，白玛娜珍才开始认真去回望去思考，进而促使她对藏族生活方式的理解。藏族生命文化的基调是：生命很脆弱，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死亡，死亡是生命的影子。长辈也反复教导后代要学会珍惜阳光和生命。 　　白玛娜珍坦言自己写作的目的是探索，探索生命和社会。她说：“我对很多问题的认识是模糊的，这种模糊吸引我去写作，写的过程是思索的过程。《复活的度母》就是以民族宗教改革作为背景，作品中的观念可能一些人不理解，其实我是在做一种探索和尝试。这种探索和尝试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白玛娜珍做过舞蹈家，电台、电视台的主持人，这些经历让她对人和事很宽容。“我从来不去批评别人的生活方式。在我眼里，世界上的事物不能简单地分成先进的，落后的。这种区分本身就是落后。”白玛娜珍的话语里有种东西让人看重，这种东西就是敬畏——敬天畏地，善待一切。

　　谭斯颖：几岁开始喜欢读书？读过哪些书？哪些作家、哪类作品对你影响最深？ 　　白玛娜珍：我上学那会儿，作业很少，有很多时间玩儿和读自己喜欢的书。有一次老师讲的“小石头”的故事令我着迷，父亲便帮我买了这本小说回家。厚厚的书里很多字我一半猜，一半问，有时边看边掉眼泪。那是我看的第一部小说，大概是小学二年级。上三年级后，我读的书大多是上中学的姐姐拿回来的。比如《上海的早晨》、《青春之歌》等。11岁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学院图书馆里的藏书更多了。我喜欢上了普希金的诗，读完了《家》、《春》、《秋》和《红楼梦》及川端康成的可能找到的所有小说。 　　毕业回到西藏军区文工团，那段生活可以说是一种沉浸在舞蹈、音乐和书籍中令人陶醉的生活。我读了泰戈尔、莫泊桑、契诃夫、歌德等作家所著的大量外国优秀作品和中国古典诗词。 　　到后来我阅读的书就很杂了。比较来说，杜拉斯的语言像一段段迷离的音乐耐人寻味，她的《琴声如诉》、《金发碧眼》等小说中弥漫的氛围令我着迷。米兰昆德拉的理性与睿智也令我敬慕；享利·米勒的尖锐和反叛则带给我格外的惊异。还有马尔克思《霍乱时期的爱情》、《英儿》中顾城梦呓般的叙述，西蒙波娃的《女客人》等等。我喜欢过一两年再重看这些作品，每一次都会欣喜地遇上许多上一次阅读时没有感受到的东西。而这些伟大的作品在无常人生中，给予我另外一种心灵空间，无法比拟。 　　谭斯颖：什么时候喜欢上写作？谈谈写作？ 　　白玛娜珍：以前，学校老师出的作文题目令我生厌并失去想像力和写作的兴趣。通常便交给宠爱我的父亲或我的一位大哥去完成。但有一次，老师要我们将《卖炭翁》翻译成白话文，我却把这篇古文改写成了一篇主观感情充沛的散文。这个作业使我一不经意找到了抒发胸臆的途径和其中的愉悦。我开始喜欢写东西了，上课时也要偷着写心想的诗和短文。但真正开始写作是在我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回到西藏军区文工团工作以后。当时在那种浓郁的艺术氛围中，我年近16岁，想要尝试以学院生活为素材写小说，很快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十七岁的恋情》，母亲介绍我认识了西藏文联的田文姐，带我去她歌舞团的家里，请她看我的处女作。这以后的作品比如我在拉萨晚报上发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山那边》，是写一个康区少女逃脱当地一妻多夫的婚姻，渴望拉萨的故事。从此，我开始在区内外报刊杂志发表自己的诗和小说。 　　可以说，我写作是从小说开始的。后来也写了不少的诗，大多收入了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在心灵的天际》。上中国新闻学院时，又喜欢写散文了，经常在《散文》月刊发表作品，并曾获得《散文》月刊和《散文百家》主办的“精短散文优秀奖”。后由西藏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散文集《生命的颜色》。在作协工作以后，有了相对稳定的写作时间，得以完成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拉萨红尘》。 　　2003年12月，《拉萨红尘》获得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妇女读物研究委员会主办、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承办的“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小说类入围奖。这是迄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最高级别、最具影响力的全国性奖项。其中，《拉萨红尘》能在500多部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西藏第一次获得该奖的作品，这是西藏人民出版社和我的共同荣誉。目前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心箍》已全部完稿，约25万字左右，正在修改中。 　　谭斯颖：从一个电台主持人到写作更享受哪一段？ 　　白玛娜珍：这个问题使我想到我从事过的职业：舞台上的表演；广播、电视里的播讲以及记者采访时一问一答的记录与报道……去年秋，我的长篇小说《拉萨红尘》在北京召开媒体见面会时，好几个记者也这样问我。中央台《张越访谈》节目的开篇语也从这样一种好奇展开话题。但对我，工作上的一些变迁在这20多年中十分自然。每一个年龄段，我很庆幸我的职业都是适合自己的，也是自己当时所热爱的。比如少女时代的舞蹈；热血青春时四处奔赴，初为人母之际在某个栏目浅谈社会与人生……当然现在，我更喜欢一个人很宁静地写作。 　　谭斯颖：一个少数民族作家如何克服非母语创作困难？ 　　白玛娜珍：谈到母语，在我4岁离开拉萨来到成都同龄孩子中间时，我的语言和发音令他们惊讶不已。但除了藏语，我无法再有别的语言与他们交谈。我仍刻当时的懊恼和气愤，因为语言的隔阂，我似乎被那些孩子视为另类。5年以后，我跟着父母回到拉萨时，却几乎完全忘记了儿时的母语，只会说汉语，进到汉族班学习。 　　当然，这种遗忘只是一种沉睡。母语与母亲的乳汁一起，早已融入我的血脉。当我开始写作，我自然选择了我最能驾驭的，好比航行船——汉文。并领略着方块字的奇妙，以此去触摸一个人、藏族人，不同的人的内心情感与精神世界，发现在文字的两面，人们的心竟如此不同又同出一辙…… 　　这时，母语是我内在的一双飞的翅膀，而不是我写作的障碍。 　　所以，我的写作并非要完成对母语的表达。作品的风格也不因对母语的依赖和刻意地追求而形成。 　　谭斯颖：评价一下西藏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文学创作的状况？ 　　白玛娜珍：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西藏文坛十分兴盛。扎西达娃、马原、马丽华等一批作家的诞生，使西藏文学史在这一时期十分灿烂。到了九十年代，一切已很不相同了。这个领域变得相对僻静。除非作品一时畅销，才会在某一阶段某一层面引人注目。市场经济对文学作品的考验是多方面的，更是对作家的一种锤炼。擅长文字的人，可以在其中有各自的选择，地自己的作品有各自的定位。就此，目前的写作环境应该是比上世纪八十年代更宽松，不必一哄而起，尽可标新立异或一意孤行。而这一时期对一个藏族作家，国家虽仍有一些特殊奖项和政策予以鼓励，但那种喧闹的扶持和刻意栽培的时代已过去，所以，现在西藏文坛的沉寂，我认为很正常。 　　谭斯颖：评价一下西藏纯文学前景？ 　　白玛娜珍：在许多地方，比如成都、北京、深圳、上海等等书店里人都很多。书店并不冷落，书商们也空前活跃。物质生活的提高，的确已使更多人感觉到精神上的饥渴。所以，作为精神产物的文学作品应该是一种很好的“食物”。虽然常言道萝卜白菜各有所好，但营养价值高的必将被有条件享用的人们了解和选择。纯文学的特长也在于此，令人回味，反复咀嚼并可能使几代人受益。在西藏从事纯文学创作也不例外。 　　谭斯颖：谈谈你的写作风格、选材和创作的乐趣？ 　　白玛娜珍：我从一开始写小说现在又回到了小说创作。其间，比如我的诗、散文，少女时代的激情和纯挚，好似影集中曾经的照片，是令我缅怀的时光。无论稚嫩或青春昂扬，都是韵味所在和文章的风格本身。因为每个阶段的作品在那个时期，就创作而言是不能重复的。不是不想，而是不能。但在长篇小说《拉萨红尘》中我仍写出了很多的诗，我十分喜欢。并不拘形式，使散文的韵致贯通在故事中。 　　写小说时，因为想要知道这个故事会怎么发展，如何曲折或他、她会遭遇什么等等未知的一切以及充满脑海的模糊不清的种种情节，令我迷惶和急切，写，便成为一种引领和探寻，其间愉悦无限。而无论写什么，我十分在乎将写的每个字。当一个个奇妙的字眼完成无法表达的表达，写作的乐趣莫过于此。每个字，好比一只眼睛，当它们灵动于作品之中，作品突然就具有了生命。这就是通常人们说的文采。我认为这也是区分一个作家平庸与才华横溢与否的所在。 　　谈到作品的选材，我想一个人把有限的时间花在刻意体验比如游牧的、农耕的或一切自己所不曾经验的生活方式上，将使写作陷于一种对生活的拙劣的临摹。但我尚活着，这种存在与别的存在的共通处在于，无论生活在什么方式中，心灵与精神是我们的本质。 　　如今，当写作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我得已摆脱许多精神的羁绊，而在那镜里人生，如何纷乱迷惶，都是好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