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海(1844—1869)，祖籍直隶青县，10岁入宫，充内廷太监。由于他办事机敏，善于察言观色，因此深得慈禧太后欢心，成为慈禧太后身边备受宠信的大红人。

咸丰十一年辛酉七月十七日，咸丰皇帝病死在承德行宫。遗命以皇长子载淳继承皇帝位，并派肃顺等八位顾命大臣辅弼幼主，主持政务。可是幼主的生母那拉氏暗中准备和咸丰皇帝的异母弟恭亲王奕訢，发动政变，夺取政权。

当时恭亲王奕訢正在北京主持与英法联军求和事宜。慈禧经过一番考虑后，决定让自已的心腹太监安德海暗地里窜回北京，来到恭王府，将夺权阴谋告诉恭亲王奕訢。第二天一早，安德海就匆匆别去，奕訢立即向承德行宫发了要求奔丧的折子。

顾命大臣肃顺接到奕訢要求奔丧的奏折后，立刻找载垣、端华等研究对策。肃顺认为恭亲王奕訢是借奔丧为口实，实际上是来向他们示威、夺权，必须阻止他的行动。最后借口京师重地，留守重臣，一刻也不得离开，拒绝了奕訢要求奔丧的请求。

诡计多端的慈禧，见肃顺识破了自己的计谋，立即与皇后商量了一番，最后下了一道密诏，盖了“御赏”和“同道堂”印章，再次派安德海星夜兼程进京，召奕訢速来承德共商除肃顺大计。

奕訢接到密诏后，立即动身，打着奔丧的旗号，于八月初一日来到承德行宫。之后又在安德海的精密安排下，与两宫皇太后见面商讨夺权的阴谋，最后成功地发动了“辛酉政变”，夺去了肃顺等八位顾命大臣的权力。

在辛酉政变中，安德海由于充当了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訢之间的秘密联系人，立下了汗马功劳，最后被晋升为总管大太监，成了朝中显赫的人物。

安德海成了总管大太监后，开始妄想干预起朝政。安德海深知，两宫皇太后都是女流，深居宫中，他有办法应付。而恭亲王奕訢本是咸丰帝的胞弟，政变后又当上了议政王，掌握了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大权，是一个有真正实权的人物，是自己专横跋扈的大障碍，必须设法搬掉这块拦路石。于是，他经常在慈禧太后面前说奕訢的坏话，而慈禧也正想解除奕訢手中的权力。到了同治四年三月，在安德海的密谋下，慈禧借用一个御史弹劾奕訢的机会，发动突然袭击，亲手写诏书，以“虽无实据，事出有因”的罪名，革去奕訢的议政王和一切差使，不准干预一切公事。一个月后，又以奕訢“深自引咎，颇知愧悔”为由，下令让奕訢“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无庸复议政名目”。慈禧在这一反一复之间，既轻而易举地革去了“议政王”的名位和权力，又继续使用了奕訢，扫除了对自己的威胁。

安德海得逞之后，又玩弄种种伎俩，以功名利禄为钓饵，培植党羽，广交朝臣，一时间安德海门庭若市，权倾朝野，人们把他比做明朝宦官魏忠贤。

之后，安德海恃宠而骄，虽然只是六品的蓝翎太监，却连小皇帝载淳、恭亲王奕訢等朝中大臣亦不放在眼里。安德海还经常搬弄是非，挑拨同治和慈禧太后的母子关系，使得小皇帝常被慈禧太后训斥。他目无皇帝，越权胡为，已经到了令同治皇帝忍无可忍的地步。

同治八年(1869)，久在宫闱的安德海想出宫游玩并借机敛财，遂借口预备同治帝大婚典礼，再三请求慈禧太后派他到江南置办龙袍、预备宫中婚礼所用之物，获得慈禧太后许可。有了太后的支持，安德海置清朝不许太监擅出宫禁的祖制于不顾，带领着一班随从，前呼后拥地出京了。

有鉴于明朝太监专权祸国的历史教训，清朝对内廷太监的管理一直异常严格，坚决防止太监干预朝政。开国之初，顺治帝就于顺治十年(1653)颁布上谕，对太监管理做出了规定：一、非经差遣，不许擅出皇城；二、职司之外，不许干涉一事；三、不许招引外人；四、不许交接外官；五、不许使弟侄亲戚暗相交接；六、不许假弟侄名色置买田产，从而把持官府，扰害民人。两年后，顺治帝又命工部将严禁太监干政的上谕铸成铁牌立于宫内交泰殿门前，以示警戒。

这道上谕后来成为清朝皇室的祖宗家法，但凡有太监触犯，多会被处以极刑。同时《钦定宫中现行则例》还规定：太监级不过四品，非奉差遣，不许擅自出皇城，违者杀无赦。安德海当时只是六品蓝翎太监，仗着慈禧太后的宠爱，在未知会任何官方衙门的情况下，便违反祖制、擅出宫禁，最终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

安德海虽号称钦差，却并未携带任何公文，一路又过于威风张扬，因此在途经山东德州境内时，德州知州赵新闻讯对此颇感费解：既是钦差过境却为何未接到“明降谕旨”并部文传知(按例清朝派遣大臣出京，军机处外发公文，沿途地方官员按礼迎送)？仆役下船购买物品也未出示“传牌勘合”(清朝奉命出京兵员由兵部签发身份证件，途经各地，不需花钱买东西，可凭证取得地方官府供应的物资)。为谨慎起见，赵新立即将此事上报巡抚丁宝桢。

丁宝桢早就对安德海的仗势骄横非常愤慨，接报后立拟密折，痛陈安德海种种“震骇地方”的不法行径，并申诉了自己职守地方，“不得不截拿审办，以昭慎重”的充分理由：一、清朝二百余年不准宦官与外人交接，“亦未有差派太监赴各省之事况”；二、龙袍系御用之衣，自有织造谨制，不用太监远涉糜费，且皇太后、皇上崇尚节俭，断不须太监出外采办，即使实有其事，亦必有明降谕旨并部文传知；三、太监往返照例应有传牌勘合，绝不能听其任意游兴，漫无稽考；四、龙凤旗帜系御用禁物，若果系内廷供使的太监，自知礼法，何敢违制妄用；五、出差携带女优，尤属不成体制。

八月二日，安德海在泰安县被知县何毓福抓获，与其随从陈玉祥等三人随即被先行押往济南，由丁宝桢亲自审讯。

八月六日，丁宝桢接到由军机处寄发的密谕，内称：“该太监擅离远出，并有种种不法情事，若不从严惩办，何以肃宫禁而儆效尤。著丁宝桢迅速派委干员于所属地方将六品蓝翎安姓太监严密查拿，令随从人等指证确实，毋庸审讯即行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饰。如该太监闻风折回直境，即著曾国藩饬属一体严拿正法。倘有疏纵，惟该督抚是问，其随从人等有迹近匪类者，并著严拿分别惩办，毋庸再行请旨。”八月七日，丁宝桢亲自查验确实后，遵旨将安德海就地正法于济南，此日距安德海被抓不过五天。

丁宝桢在山东做了近10年巡抚，为官廉洁刚烈。尤是其智杀权监安德海一事，更是为朝野震惊，至今仍被老济南人广为传说。

尽管《清史稿》中对它的叙述只有区区140字，但在《清史演义》、《同治皇帝》等野史、小说中，该故事已被演绎出诸多版本。最精彩的当数“前门接旨，后门斩首”。

慈禧是一位风华正茂的寡妇，也是一位唯我独尊的皇太后，一生演绎了“一凤戏双龙”的至尊人生，情感世界却一败涂地。康有为称她为一个“堕落的宫妃”，她的一生青年丧夫、中年丧子，空闺近五十年，在后宫正史中，她的情感世界一片荒漠，但在民间戏剧和野史的传说中却是异彩纷呈，从皇帝、大臣到太监，与她有关的情事盛传不衰，并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她邀媚得宠、外通权臣、内宠竖宦、偷欢民间等等成为市井街夫的噱头、小说评书的主题。

咸丰帝的后宫粉黛三千、美女如云，慈禧献媚邀宠，深得圣眷，机关算尽，可三千宠爱集一身的幸福时光也仅仅昙花一现的凄美瞬间。慈安手上的一纸密诏，揭秘夫妻情感原是漏洞百出。

她是气吞山河的至尊，虽然儿子是她内心最软弱的部分，可惜她是一位彻底失败的母亲。在她眼里，亲子同治帝顽劣不堪，处处与她较劲；在同治帝眼里，她专横霸道，不近人情。在她眼里，继子光绪帝过分懦弱，不听号令；在继子光绪帝眼里，她嗜权如命，冷酷无情。母子关系势同火水，虽有子在侧却难享天伦之乐。

稗官野史传言，她与奕、荣禄等重臣不时暗度陈仓，情意绵绵，用肉色生香的爱换来操诸己手的权利。慈禧入宫做秀女时，便与奕相好，私密偷欢，因而辛酉政变时奕死心塌地追随慈禧。大权在握后，慈禧专宠荣禄，这位慈禧的初恋情人一再升迁，两人私通秽乱春宫。

后宫寂寞，半男太监贴身护卫，往往是传说中后宫戏凤的主角。传言她与安德海、李莲英等内宦香艳度春宵，事泄朝野。安德海在太后榻上肆意献媚，惹恼了年轻的皇帝同治帝，引来杀身之祸。稗史有传，八面玲珑的李莲英不仅是史上最贴心的奴才，还是太后的枕边红人，几十年凤眷不衰。

皇宫禁院，厚墙高檐，太后召见重臣必须有一帘之隔，永世难得一见；太监贴心，已非男身，私通多是墙外猜疑。面首却是后宫寡妇鸳梦重温的奇货。正史有载，秦时赵姬有吕不韦、嫪毐；南北朝时山阴公主有面首三十多名；唐时武则天则有薛怀义、张易之、张宗昌。据传慈禧也是此中高手，她猎采四方，荤素不弃，中外兼有，床榻之欢奇闻迭出。清文廷式的《闻尘偶记》载，慈禧曾临幸琉璃厂一位姓白的古董商；民间不同版本传，李莲英推荐北京金华饭店的史姓伙计与慈禧昼夜宣淫；北京琉璃厂琴师张春圃狷介有志节，不愿屈节侍太后，贫困而死；更为传奇的是，英国年轻作家巴克斯在报上撰文称，自己是慈禧生命的最后岁月一直厮守的秘密情人。

正史未必不是经过皇家包装的野史，野史未必都是伪史。后院宫禁森严，妃嫔红杏出墙却不是奇闻轶事，只是不可能在正史中找到记载。坊间有传闻，戏剧有演绎，电影有创作，宫闱禁事，在严肃呆板的正史中更多了一份轻松和活泼的氛围，何尝不可！

同治八年(1869年)，本应是晚清洋务新政期间一个不起眼的年份。这一年，发捻余部已渐被剿灭殆尽，左宗棠在西北战场势如破竹，不时出现的各地教案皆无碍大局，福建船政局研制的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首次试航下水。好像一切都在预示当年是“无风无雨也无晴”。

但就在入秋之际，山东突然传来一则重磅的爆点要闻：巡抚丁宝桢将大内总管——慈禧太后的心腹太监安德海就地正法！此讯一出，竟引来朝野内外一片赞誉声。为何区区一个省部级官员敢于“太后头顶动刀”？又为何此事件会令几乎各派势力交口称颂？打掉大内总管这只大老虎的背后究竟隐含怎样之玄机？

祖制上的缺口

终清一代，鉴于历代阉党擅权之教训，统治者对于宦官问题，一直极为警惕。宦官，也叫太监，历代又有寺人、阉人、阉宦、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内监等别称。宦官制度代代相沿，寄生于数千年之世袭皇权之上且日益畸形蜕变。远在周朝，宦官便已出现。降至秦朝，便已出现史上最早的宦官专权局面。自东汉始，宫廷才“悉用阉人，不复杂调他士”。其后汉、唐两朝宦祸连绵惨烈，“阉宦之如毒药猛兽，数千年来，人尽知之矣。”明朝肇建，朱元璋召集群臣，制定刑法，严禁宦官专权、预政典兵，并将“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禁令铸成铁牌，悬于宫门，表达不得重用宦官之决心。然太祖甫一撒手人寰，宦官们的春天便不期而至。说到底，实乃朱元璋第四子朱棣在夺取帝位之时深得宦官的大力支持，即位后又遭故旧重臣之排拒，故其愈发依赖甚或宠幸宦官，给予他们出使、专征、监军、刺探等大权。之后王振、曹吉祥、汪直、刘瑾等人专权腐化，至明末宦官魏忠贤更是专断国政，遍植私党，宦祸可谓达于极点。因而《明史·阉党传》评曰：“明代阉宦之祸酷矣，其去汉、唐何远哉！”日本学者寺尾善雄认为明代乃“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太监帝国”，实不为过。

宦官得以擅权，最为关键一点是权力斗争之需。正因权力之巅不胜寒，帝王时常对身边的将相王侯，甚至兄弟、子女、妻妾、外戚皆无法完全信任。相比之下，宦官“无后”、位卑身贱、见识不高、威胁较小。因此宦官成为帝王或皇室监控他人或进行政争之工具。一言以蔽之，每当传统政治结构出现问题之时，如宫廷斗争、君臣不和、帝弱后强、主少国疑等情形，那么太监则往往充当隐秘而重要的角色，分享甚至僭越皇权。

清朝入关，沿袭明制，额定宫中太监千余名，归属内务府管理，后数目陆续增加，最多时超过三千人。顺治帝有感“明朝亡国，亦因委用宦寺”之故事，严防宦官专权干政。在一次朝堂议事会上，专门讨论太监管理问题，顺治认为“此等小人只可供洒扫之役，不可援为心腹而亲近之”。不久，一套严格约束宦官的规矩明文颁布：

一、非经差遣，不许擅出皇城；二、职司之外，不许干涉一事；三、不许招引外人；四、不许交接外官；五、不许使弟侄亲戚暗相交接；六、不许假弟侄名色置买田产，从而把持官府，扰害民人。

两年后，顺治帝又命工部将严禁太监干政的上谕铸成铁牌立于宫内交泰殿门前，以示警戒。

即使如此，顺治朝仍发生太监越权案件。顺治十一年(1654年)，宦官吴良辅等以内务府事务繁多，须分设机构办理为由，奏请设立十三衙门。顺治帝虽批准设立，但从未放松对宦官的警惕与防范。他常说：“朕稽考官制，唐、虞、夏、商未用寺人，周始具其职，秦汉以后，典兵干政，流祸无穷。”不出其所料，吴良辅以十三衙门为大本营，广招党类，恣意妄行，“内外各衙门事务，任意把持”，“权势震于中外，以窃威福”。顺治以迅雷手段将其处死。康熙即位后便下令裁撤十三衙门，后设立“敬事房”，隶属内务府，掌管宫内太监事务。此外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还确定太监官制品级：定总管为四品，副总管为六品，随侍首领为七品，宫殿首领为八品。乾隆七年(1742年)，规定宫中则例：“凡宫内等处太监官职，从现今四品为定，再不加至三品、二品以至头品。”从此，太监官职最高四品，遂成定制，永以为例，以后皇帝，传为家法。如此一来，一个太监纵使再有能耐，熬到头顶多也不过是个副局级，绝难染指中枢大权，势必有利于约束其对朝政的影响力。

可见自顺治起，至道光朝的二百年间，因为数代皇帝一贯抑制太监的政策，宦官势力受到严厉管控，基本杜绝其干政之路径。然一旦政局发生变化，最高层的权力格局出现紊乱，太监们便会觅得可乘之机。咸同两朝，先是帝弱臣强，接着肃顺诸人与叔嫂两大政治集团对峙，之后叔嫂共治又化作两宫同恭王博弈，大权始终未能握于某人或某集团之手。加之太后垂帘，不便亦不当直接预闻朝政，于是太监即成为居间代行部分权力的“经理人”。中枢权力来源的多歧与善变致使政治格局不甚稳定，这自然导致部分家法难以贯彻乃至虚悬，清朝祖制上出现了一丝缺口。

官场中的两极

祖制上的缺口，意味着某些权力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三不管地带”往往有利可图，玩“擦边球”高手安德海得以乘虚而入。

安德海，直隶南皮人。他大约在咸丰元年(1851年)自阉入宫，年仅十岁，故人称“小安子”，因在家中排行第二，得势后人们遂称其“安二爷”。由于安为人“艺术精巧，知书能文”，熟读《论语》《孟子》，多少有点文化水平，加之极善察言观色、阿谀逢迎，入宫后很快跻身咸丰的御前太监。叶赫那拉氏获选进宫后，为博取皇帝宠爱，着意对安德海进行笼络安抚，关照有加。安氏眼瞅着叶赫那拉氏日渐受宠，并生下皇子载淳，于是死命巴结，有求必应，不时透露咸丰的日常信息。

安德海真正被慈禧倚为心腹还是在“辛酉年打虎”的时候。当时慈禧、恭王分别身在热河、京师两地，无法随时沟通政情军情。这次安德海把赌注全部押在慈禧与恭王身上，不惜扮姑娘、装难民，彻夜不停歇、日行数百里，两度冒死潜伏回京，向恭王密报热河局势，为叔嫂打掉肃顺计划牵线联络。故政变成功后，安氏便由六品太监一跃成为四品太监，时年不过二十出头。

正因居功至伟，所以有恃无恐。安德海此后的举动堪称“霸道”。首先，他居然压恭王一头。终日追随西后，安深知慈禧颇为忌惮恭王，担心其尾大不掉，故其找准时机便挑拨离间，促使叔嫂关系恶化。1865年罢黜恭王时，安德海替慈禧四处运作，跑断了腿，磨破了嘴，不亦乐乎。经此一劫，恭王对安德海可谓恨之入骨。

其次，安德海甚至不把同治小皇帝放在眼里。早在同治年少时，安太监便与其结下了梁子。依仗西后撑腰，安德海平日里看谁不爽，便巧舌如簧、说人坏话。彼时小皇帝也是十几岁的孩子，早已洞悉宫中情势，暗下决心，来日必杀此太监不可。后来慈安和恭王也知道了小皇帝的心思。

当然，安德海最招官场公愤之举，还要说是飞扬跋扈，腐败不堪。作为总管，安德海最大的职权便是负责宫中日常事务，其中油水极大。安氏巧立名目，常借两宫看戏、工程营造、政府采购等机会中饱私囊，大肆渔利。早在同治三年，御史贾铎便上折揭露安德海之罪行。其后又有御史数次弹劾安德海，皆被慈禧一一化解。正因太后罩着，安氏告不倒、查不着，遂更加放肆。据说同治七年冬，安德海在京师最大的酒楼前门外天福堂大酒楼张灯结彩，大摆酒宴，正式娶徽班唱旦角的年方19岁的美人、艺名九岁红的马赛花为妻。慈禧为表示宠爱，特地赏赐了白银一千两，绸缎一百匹。太监竟也能娶妻，此事在京城大街小巷也迅速传播开来。想必此时此刻，不知多少人欲图取安德海之首级而后快。

若要安德海脑袋搬家之人，须是手腕强硬之辈，于是丁宝桢应时而出。丁氏字稚璜，贵州平远人，咸丰三年进士。虽出身科举，但丁氏却半生戎马倥偬，咸丰四年、六年，其在平远、平越等地镇压苗民起义。后左迁山东按察使，参与追剿捻军之役。而且更难能可贵之处，丁氏为官刚直不阿，算得上软硬不吃的严吏。

安德海与丁宝桢，实代表了彼时政坛官吏形象之两极，二人一旦相遇，必然势同水火。

刑刀下的家法

杀一名宫廷总管，没那么简单！

自古国人深受历代“青天老爷”演义的熏染，往往认为清官们可以出于正义，不顾头顶乌纱帽，冒死斩杀各路贪官污吏。这实在拉低了“清官们”的智商与情商。无论何时何地，处决一名朝廷显宦，都如同打牌，既要看牌技，又当赌牌运。丁宝桢为官刚直，但也不傻，他必须仔细考量诛杀安德海的时机、成本与策略。所谓“时机”，表面上指安德海须路过山东，丁方能在辖区内将其擒获处置，私底下尚需摸清朝堂之中尤其是恭王诸人的态度，只要恭王点头，除阉行动才有胜算。所谓“成本”，诚如丁的幕僚所言，干得好，则“不世之业也”，丁宝桢可恃此功闻名于世，若搞糟了，“不惟贾祸，亦恐转益其焰，而贻天下患”，不光自己丢性命，恐怕牵连甚多，故他必须得到恭王等朝廷大佬的授权。至于“策略”，则属于具体操作层面的问题了。

而此时的恭亲王、慈安等人也面临着一场赌局。1869年7月，安德海征得慈禧同意，以赴广东采购同治大婚龙袍为名，离开京师，一路南下。太监擅离京师，这已触及当年顺治定下的制度红线。有违祖制，按理当诛。然此时慈禧大有揽权于一身的态势，恭王已无议政王职务，万难独自与西后抗衡。于是，慈安成为决定天平倾向何方的那一枚重要砝码。笔者于过往文章中已言及，经过罢黜恭亲王事件，虽不敢对恭王明确表示同情，但慈安实对慈禧专擅之举颇有微词。况且自己再无作为，宫中权威恐将丧失殆尽。因此，慈安决心与恭王联手，迎合群臣之意，以祖宗家法惩治安德海。

剩下的问题便水到渠成。恭王通过内线告知丁宝桢，同治皇帝与慈安太后一致赞成诛杀安德海。丁抓紧部署，密嘱德州知州赵新监视安德海沿途行踪，一旦有不法之举，立即捕拿。同时赵新采用夹单形式秘密禀报安的行踪，即使捕杀失败，因是夹单，而非例行公事，不会存卷，安自然不会知晓。很快，安氏罪证便呈上中央：“七月间有安姓太监，乘坐太平船二只，声势炫赫。自称奉旨差遣织办龙衣。船上有日形三足乌旗一面，船旁有龙凤旗帜，带有男女多人，并有女乐，品竹调丝。两岸观者如堵。又称本月二十一日，系该太监生辰，中设龙衣，男女罗拜等……该太监擅自远出，并有种种不法情事。”收到奏折，恰值慈禧不适，慈安单独召集大臣商议，恭王、文祥、宝均、沈桂芬、李鸿藻皆力主迅速正法安德海，意见可谓出奇一致。另据李鸿藻后人李宗侗回忆，虽平日立场倾向慈禧，但在安德海一案上，李氏极为给力，并请缨草拟谕旨。

其间慈安仍心存顾忌，盖印之际尚担心日后西后反扑，好在恭王强调此乃祖制家法，不可违逾，促使其不再动摇。慈禧知道后果然震怒，质问慈安为何不与自己商议。然众意难违，群臣坚称安德海“杀无赦，当就地正法”，且妹夫醇亲王奕譞也据理力争，西后只得勉强签署上谕，“谕令直隶山东江苏各督抚派员查拿，即行正法”。

就在上谕寄出之时，丁宝桢已将安德海等20余人秘密押至济南，处以极刑。

暗战后的升级

若说得再透一点儿，安德海是躺枪于叔嫂暗战之下。

诛杀安德海，对于恭王为首的改革力量而言，既是一招险棋，又是一记妙着。他迎合了朝野内外愤恨宦寺弄权之意，形成了一股共识力量，令慈禧敢怒不敢言。然此招之险在于，万一集聚不成“众人打虎”之声浪，栽下去的老虎便有可能是自己，联合宫中的X因素——慈安太后便显得至关重要。故安德海一案，实际上恭王在走钢丝，成或不成，千钧一发之间而已，他拽紧了慈安，裹挟了众意，方才达到目的。

经此一战，恭王一石三鸟。一来为自己树立起反腐标兵形象，通过打掉安德海这只成色不差的老虎，客观上为减少腐败存量做了贡献；二来敲山震虎，灭了慈禧的气焰，释放了一口郁积多年的闷气；三来为提高改革增量扫清障碍。恭王打击安德海之目的自然重在争夺权力，但进行政治斗争的最终意图仍在于为洋务新政鸣鼓开道。

不过，诛杀安德海亦令许多昔日潜伏的矛盾趋于公开。东西两宫表面的和气已难以维持，一场后宫的内斗不可避免。慈禧发觉小叔子恭王虽遭受罢黜，居然仍蓄势反击，叔嫂斗法将旷日持久。

照此看来，恭王、慈安投下了一颗石子，泛起来的却是日后的惊涛骇浪。他们尝到了甜头，也种下了苦果。

政争未息，权斗依旧。漩涡中间，风暴边缘，改革又当何去何从？

同治七年冬天，安德海在北京最大的酒楼前门外天福堂大酒楼张灯结彩，大摆酒宴，正式娶徽班唱旦角的年方19岁的美人、艺名九岁红的马赛花为妻。

慈禧太后为了表示宠爱，特地赏赐了白银一千两，绸缎一百匹。太监娶妻的新闻，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也迅速传播开来。

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安德海是慈禧太后身边红得发紫的权监宠宦，他在经过顺天府、直隶境内时，各级地方官吏怕得罪慈禧太后身边的亲信，皆隐忍不敢发，何以能被山东巡抚丁宝桢在济南斩杀？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两宫皇太后矛盾斗争的总爆发。两宫皇太后之间一直貌合神离。同治帝虽为慈禧太后亲生，却与慈安太后的关系更为密切，慈禧太后对此深为不满。同时，随着慈禧太后羽翼渐丰，她开始不能容忍任何人分享其权力，慈安太后越来越成为她权力道路上的绊脚石。慈安太后虽然懦弱，但也在意她中宫皇后的尊严和地位。安德海私出宫墙，慈安太后果断地站在同治、奕訢的一边，力主处决安德海，给慈禧太后以一定的震慑和打击。

二是同治帝力主杀安德海。安德海得宠于慈禧太后后，目中无人，甚至对小皇帝都十分傲慢，时时事事掣肘，以致同治帝必欲除之而后快。接到丁宝桢的密折，同治帝立即表示：“此曹如此，该杀之至！”同时，借口母后养病，不宜打扰，未将奏折呈递慈禧太后阅视，只与慈安太后、奕訢紧急密商，得到了他们的坚决支持。同治帝于是迅速密谕丁宝桢：“毋庸审讯即行就地正法。”同治帝此举也是权力的一种暗中较量，是同治亲政前对慈禧太后干政揽权的有力反抗，是对至高无上的皇权的一种切实维护。

三是安德海违犯了清朝统治者管理太监的严格制度。为防止太监祸乱朝纲，清朝自顺治时期的上谕敕令等祖宗家法，到乾隆时期编纂的宫廷法典——《钦定宫中现行则例》和《国朝宫史》，延续至同治朝积累了200多年的宫廷管理经验，这其中对太监的管理更是严而又严，许多规定详细而具体。清朝历代统治者对这些规定都高度重视，反复重申，认真执行，对犯事太监的处理毫不留情，基本上没有出现过太监干预朝政的现象。安德海敢于以身试法，违犯宫规，必然会落得身首异处的可悲下场。

此外，也有慈禧太后借刀杀人的说法。慈禧太后与同治帝关系紧张，她对这种隔膜的母子关系一生都耿耿于怀，而安德海则对此难辞其咎。随着安德海在宫中的势力越来越大，在朝廷中树敌太多，对慈禧太后也造成了压力。为避免安德海对自己形成更大的威胁，慈禧太后逐步产生了除掉他的想法。因此，当安德海要求出宫时，慈禧太后明知不妥，也未加以阻拦。当丁宝桢奏折呈上时，慈禧太后借口生病，将此事交给了同治帝和慈安太后处理，使安德海沦为宫廷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也表现了慈禧太后政治手腕的高明。

丁宝桢见机行事、巧妙地利用了慈禧太后与慈安太后、同治帝宫廷政治斗争的复杂关系，将个人生死安危置之度外，智斩权监安德海。这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举动，震惊了朝野，连曾国藩都赞叹丁宝桢为“豪杰士”。权阉安德海伏法，也使得朝野上下人心大快，一时“丁青天”之誉传遍民间。

这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惊人之举，一时震惊满清朝野，曾国藩赞叹丁宝桢为“豪杰士”。权阉安德海伏法，也使得朝野上下人心大快，一时“丁青天”之誉传遍民间。

史书称他：能够讲读《论语》、《孟子》诸经；艺术精巧，知书能文。他最大的能耐就是善于察言观色，阿谀奉承不露一丝痕迹，以忠心获得咸丰皇帝的喜爱，以柔媚赢得西太后的欢心，一生深得西太后的宠爱和器重。